第165章 小学教育与扫盲（1/2）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晋西北的黄土坡上终于冒出些许嫩绿，带来了些许生机。然而，在楚云飞眼中，比土地更贫瘠的，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荒芜。清匪反霸安定了秩序，温和土改缓解了饥寒，小型军工带来了武器的希望，但楚云飞深知，若不能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所有这一切都如同沙上筑塔，难以持久，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根据地”建设。治贫先治愚，兴邦先兴教。他的第四把火，决心烧向教育这片沉寂而至关重要的领域。

防区巡礼时，楚云飞见过太多触目惊心的景象：八九岁的孩子赤着脚在山坡放羊，眼神懵懂；壮年农民大多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整个村子找不出一个能读报的人。信息闭塞，思想僵化，是封建迷信和保守观念滋生的温床，也让他的政令推行困难重重。更让他焦虑的是，部队中士兵文盲率极高，严重影响战术指令的理解和更复杂军事技能的掌握，制约了部队现代化转型。未来根据地的建设，需要大量有文化、有见识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基层干部，这一切都离不开教育的土壤。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根本，是真正的‘星火’。”楚云飞在司令部会议上，面对一些认为“饭都吃不饱，办教育是奢谈”的质疑，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现在挤出口粮办教育，是为了将来我们的孩子不再挨饿，是为了这片土地能长出真正的栋梁！目光不放远，我们永远只能是流寇，成不了气候！”

决心已下，雷厉风行。尽管财力捉襟见肘，楚云飞仍下令从有限的军政经费中硬性划拨出一笔专项款，作为教育启动资金，并宣布实行“强迫教育”与“免费教育”相结合的方针。

首要任务是在三县县城和主要乡镇，利用祠堂、庙宇或没收劣绅的宅院，因陋就简地创办“晋西北防区国民中心小学”。他亲自审定校名，要求学校悬挂孙中山先生像，张贴“读书明理，爱国爱群”的校训。师资是最大难题，楚云飞双管齐下：一是从“招贤令”吸纳的流亡学生和本地读过几年私塾、思想较开明的青年中选拔教员，进行短期培训；二是大胆启用部队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军官和政工人员兼任“教官”，讲授常识、算术和体育。课程设置上，摒弃旧私塾的“四书五经”，开设国文（侧重识字和应用文）、算术、常识（自然、地理、历史浅显知识）、音乐、体育，教材则由楚云飞指定人员，参考新式教材，结合北方农村实际自行编写油印，内容融入爱国、科学、反封建迷信等思想。

针对广大成年农民和士兵，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各村设立“民众夜校”或“识字班”，利用晚间农闲时间，由小学教员、政工干部或稍识字的士兵负责教学，教材更简化，以认识常用字、能写姓名、看懂简单布告为目标。对部队，则将文化学习纳入日常训练考核，规定每个士兵每日必须学会几个生字，定期测验，成绩与晋升、津贴挂钩。楚云飞甚至亲自到夜校和连队视察，有时拿起粉笔，教士兵们认写“中国”、“革命”、“团结”等字词。

推行过程充满艰辛。起初，许多农民观念保守，认为“种地不用识字”，送孩子上学是“耽误干活”，甚至怀疑楚云飞别有用心（如抽丁）。一些土豪乡绅也暗中散布谣言，说“读新书会被洗脑，忘了祖宗”。夜校常常只有寥寥数人，士兵们对枯燥的学习也颇有怨言。

面对阻力，楚云飞展现了极大的耐心和策略。他下令，对送子女入学的家庭，减免部分杂役；对坚持上夜校的农民，在农贷、种子分配上给予优先；对学习积极的士兵，给予实物奖励和公开表扬。同时，他让政工人员编演活报剧、唱快板，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读书识字的好处，如“会算账，不怕地主骗”、“能看报，知天下事”、“认路牌，走南闯北不迷路”。他还亲自出面，邀请当地有威望的老人、开明士绅参观学校，观看学生表演，逐渐改变他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