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新的副官：莱茵哈特·冯·严（2/2）
但指挥混乱和重型装备严重短缺的问题依然突出——更重要的是，它们保持了隆美尔部队那锐不可当的进攻精神和在高风险环境下的实战经验。
与此同时，在设于萨马拉的联军总司令部里，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略层面的博弈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元帅阁下！”弗兰格尔将军在一次会议上，忍不住提高了嗓门，他浓密的哥萨克胡须因激动而颤抖。
“我们的哥萨克骑兵已经磨好了马刀！我们不能停在乌拉尔！必须继续向东，光复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那是沙皇陛下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每拖延一天，布尔什维克就能多喘息一天！”
曼施坦因元帅则保持着冷静，他用一根细长的指挥棒在地图上缓缓移动，语气平和但不容置疑：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将军，我理解您和沙皇陛下的急切心情，但是，战争不仅仅是热情的冲锋。”
“看看我们的后勤报告，从伏尔加河到这里的铁路运力已经饱和，我们的装甲师需要更换履带和引擎，士兵们需要休息。”
“盲目前进，只会让我们的战线过度延伸，像拿破仑一样，最终被俄国的冬天和空间吞噬，我们必须先巩固，确保后方的安全，让补给线畅通无阻，否则，即使我们打到了鄂木斯克，也可能因为后路被切断而陷入绝境。”
而在另一边，奥匈帝国的博罗耶维奇元帅则忙于整顿他麾下那支由多民族组成的、纪律开始出现涣散迹象的部队，并疲于应付日益活跃、神出鬼没的红军游击队在漫长而脆弱的交通线上发动的频繁袭扰。
就在林晓于无忧宫的书房里，深沉地审视着东线复杂局势的同时，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带着海水咸味和政治算计的情报电文，也经由帝国外交部与情报机构的梳理，被摆上了他宽大的橡木书案。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这位一度高举“十四点和平原则”旗帜、试图以理想主义重塑世界秩序的政治家，在德意志帝国于欧亚大陆势如破竹的现实面前，其政策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主义和对抗色彩。
“陛下，”帝国外交部长亲自呈上报告，语气凝重，“威尔逊总统近日在国会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虽然通篇没有直接点名帝国，但其中对‘某些军事强权国家’所奉行的‘大陆霸权主义’和其对‘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系统性践踏’提出了强烈谴责。”
“他呼吁‘所有热爱自由与民主的国家’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基于国际法、民族自决和公海自由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美国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审议一项新的、规模远超以往任何时期的‘两年期海军扩建法案’，旨在打造一支‘足以同时保卫两洋’的强大舰队。”
林晓闻言，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带着嘲讽意味的冷笑：
“规则？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而且这由哪个蠢蛋制定的规则？是由伦敦和巴黎那些已经破产、却依然抱着旧殖民帝国幻梦不肯放手的绅士们吗？”
“还是由躲在美洲孤立主义堡垒里、直到战争最后时刻才下场摘取果实的华盛顿政客？”
他转过身，目光投向侍立一旁的莱茵哈特，“莱茵哈特，以你之见，抛开这些外交辞令，美国人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
莱茵哈特思索了片刻，组织着最精准的语言，谨慎地回答：“陛下，威尔逊总统的言论，可以视为美国政府对帝国在欧洲乃至欧亚大陆主导地位日益巩固的公开不满和战略焦虑的体现，也是对其国内日益高涨的孤立主义思潮的一种平衡和引导。”
“而大规模的海军扩建计划，则明确是为未来的、可能的海外干预和力量投送积蓄实实在在的实力基础，其假想敌不言而喻。”
“不过，就目前来看，美国直接军事介入欧亚大陆事务的风险依然被认为处于较低水平，他们更可能采取的方式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制裁、外交上的孤立与围堵、以及有限度地支援那些流亡政权，通过这些综合手段来牵制帝国，延缓我们消化胜利果实的步伐，并为美国自身争取更多的战略发展时间和空间。”
“分析得冷静而透彻。”林晓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那么，我们的应对之策，就不能是简单的愤怒或无视，我们不能给华盛顿那些渴望寻找外部敌人的政客们太多冠冕堂皇的借口，告诉我们的外交部，”
他的语气变得果断，“加强对南美洲国家，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济渗透与外交拉拢，用欧元和贸易协定，削弱美元和英法在那里的传统影响力。”
“同时，可以‘不经意间’、通过非官方渠道，向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和国会议员透露一些信息——比如帝国对维护全球贸易自由的坚定承诺，以及我们对任何试图破坏这一原则在太平洋地区制造紧张局势行为的严重关切和警告。”
“策略是，既要展示我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肌肉和决心，也要避免过度刺激美国国内那根敏感的神经，引发不必要的过早对抗。”
对于偏安于加拿大渥太华寒冷之地的英国流亡政府，以及蜗居在北非阿尔及尔、依靠着地中海咸湿海风的“自由法国”而言。
德军在东线取得的又一次辉煌胜利——攻克车里雅宾斯克、兵临乌拉尔山，无疑是雪上加霜，在他们本已黯淡的前景上，又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绝望的冰霜。
在渥太华，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虽然依旧坚持每天通过广播，用他那富有煽动性和不屈意志的嗓音，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英国子民和盟友们呼吁坚持抵抗，宣称“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必将到来”，但其声音的影响力，已经如同远方的回声，日渐微弱。
持续的战争状态、本土沦陷的残酷现实、以及完全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未来，让流亡政府内部弥漫着一种难以驱散的悲观和绝望情绪。
一些较为“务实”的官员，开始私下里、小心翼翼地探讨与柏林进行某种“现实性接触”、为不列颠保留一丝元气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想法立刻被丘吉尔的坚定支持者斥为“可耻的叛国”和“对牺牲者的亵渎”。
而在阳光炙烤下的阿尔及尔，夏尔·埃兰准将的处境则更为艰难和孤立。
德国及其盟友对地中海的控制日益严密，通往外部世界的海上援助渠道几乎被完全切断。
内部，保皇派、共和派、殖民地军官以及来自本土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与争吵愈发难以弥合，资源的极端匮乏导致士气低落，开小差和投向维希法国（德国的傀儡，沿用的二战傀儡法国的名字）的事件时有发生。
埃兰本人也因为其固执地坚持抵抗、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而显得愈发孤独和悲壮。
他派往华盛顿求援的特使团也未能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威尔逊政府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情与道义支持，但始终拒绝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援助或公开的政治承认。
这两个流亡政权的存在，虽然仍是柏林政治棋盘上需要关注的麻烦棋子，牵制着帝国一部分外交和情报资源。
但其实际的政治和军事威胁性，随着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和东方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正在不可逆转地、加速地衰减。它们更像是旧时代留在世界舞台上的、日渐模糊的倒影。